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对社会公正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且将导致社会冲入增加，进一步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在世界银行报告中基尼系数高于或等于中国的35个国家中，32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其中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经济增长（以人均GDP增长率计）的有13个，占所有120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负增长的国家（23个）的57%。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收入差距悬殊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激化可能是经济陷入停滞。因此，我们必须对收入差距问题给与高度的关注。

收入差距的变化到底受那些因素的影响？

第一类因素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因素

根据我们计量模型回归结果，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显示出可能有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在我们的模型中，投资率、外资比重、外贸依存度这三个变量符号为正，虽然不显著，但t值都超过1，提示可能对收入差距有影响，说明这些经济增长因素带来的收入分配是不均等的。外贸依存度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统计显著程度达到1%。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外向化程度的提高主要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经济增长率队乡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负的。其中对乡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增长有助于减少乡村收入差距。

第二类因素是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

我们的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收入再分配方面，财政转移支付只在城镇收入差距模型中有负系数，而在乡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中都有正系数，而且都达到了高的统计显著水平。对此有两点提示：第一，这说明财政转移支付使用方向城市大于农村，即使是用于农村也没有用于帮助低收入居民，因此拉大了城乡间和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第二，它在城市地区的使用还是显示出带动城镇地收入人口收入上升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方面。失业保险普及率的负向影响再次说明高失业率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失业保险有助于减小失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基本养老保险普及率在医保普及率对城镇基尼系数的正向影响值得认真关注。这可能说明这两个社保体系在治理上或普及率上存在缺陷，因而高收入者从这两个体系的收益可能大于低收入者从中的收益。此外，社保体系还没有在农村普及，基本上只有城镇人口可以从中得益。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医保普及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

第三类因素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

我们的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因素，人均教育水平系数也出人意料的在城镇收入差距模型中具有正号，而且具有高的统计显著性（接近1%水平）。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我国教育适龄人口面临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大于低收入者，因而加强了收入的不均等。此外，该变量对乡村基尼系数没有显著影响；在城乡收入差距模型中虽然有负号，但缺乏统计显著性。这可能说明教育在乡村发展不足，没有充分起到应有的缩小城乡差距的租用。在交通和通讯设施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方面，铁路线路密度在乡村收入差距模型中，公路线路密度在城乡收入差距模型中都有负系数，并且都在10%水平上显著。这合理地提示交通条件的发展对农村低收入居民和全体农村居民都有帮助，从而有助于缩小农村内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不过，电话普及率在农村收入差距模型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中系数为正，而且非常显著，这是一个反常现象。从另一方面看，上述结果也说明通讯条件的改善对提高前一部分的收入有显著的作用。

第四类因素是制度方面的因素

所有制结构显然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农村市场改革曾经迅速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从而明显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市场化发展比较充分的一些地区，由于非国有经济发展态势较好，为当地和外来从业者提供了大量就业几乎，减少了失业和贫困。相反，在某些非国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就业机会不足，城镇失业和乡村劳动力剩余成为导致贫困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我们的研究中，使用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历年公布的分省市场化指数，检验它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因素方面，一些研究指出，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促进农民工进城，对减少城乡差距会有积极的影响。

我们的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关于制度因素，市场化指数在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模型中都显示出负影响；虽然未达到显著水平，但t值都超过1。统计检验拒绝零假设，提示市场化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第五类因素是政府腐败方面的因素

有不少研究指出，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收入分配的非制度化和政府腐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因为在权力垄断资源分配的情况下，少数人可以不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寻租行为暴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使用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用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和人员打交道的时间比例表示）、企业的税外负担（用企业付出的各种收费和摊派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表示）和灰色收入指数这三个变量进行分析研究。

我们的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城镇收入差距模型中，企业的税外负担和灰色收入指数都有正的系数。前者在5%水平上显著，后者显著水平接近10%（两者在城镇收入差距德一般二次函数模型中也都达到5%的显著程度）。这提示对企业的不规范摊派和灰色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腐败）都有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的作用。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后者中至少与一部份是通过非法途径改变收入分配，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