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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的时候,国家制定了明确的目标——2007年要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的目标,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更快发展。那么,这个目标目前完成得如何了?从卫生部最近公布的2007年第三季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情况来看,新农合的进展不错:全国参加新农合人口7.26亿,参合率为85.96%,比去年同期的80.49%的参合率略有提升;而在筹资方面,中心财政补助及落实情况有明显提高,第三季度到位经费占本年度已筹资额的23.23%,而去年同期仅为13.14%;这次公布的新农合受益面已有比较大的拓宽,从去年累计受益(含住院、门诊、体检及其他)的5578.57万人次到今年的26331.89万人次。
医疗救助亟待加强
从最新的数据可看出,各地不光是如期实行,而且超额完成了新农合的既定目标。不过,在成绩面前,专家们却显得很谨慎,他们看重的不光是这些数据,还有不少实际问题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治理系主任陈少贤教授认为,新农合的受益面还是偏小了些。他表示,新农合应向大病统筹、门诊报销和医疗救助形式相结合的方向前进。
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新农合筹集的资金也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地区可以在筹集的资金里划出一定比例专用于大病统筹,还有部分基金要用于常见病、多发病的费用报销。农民常见病的诊疗得到一定的报销,其参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也会提高。然而现在的大病统筹还不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许多地区的报销封顶线设在1万元,虽然有的已经把封顶提高到3万元,甚至到5万~6万元。但实际上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一个重病患者的花费可能需10万~20万元,尽管新农合最高可以报销5万~6万元,但患者的家庭还是难以承受不足部分的费用。因此在特大疾病方面,合作医疗的救助力度通常是不够的(大病统筹报销大多在30%以内)。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得有个医疗救助来保障参合农民。
陈少贤表示,医疗救助要拓宽资金的来源,如政府统筹合作医疗时可以适当抽出一小部分,又如由现在社会上各种慈善机构提供,或者还可以采用出售福利彩票等形式筹集经费。如此一来,基本医疗报销问题、住院报销问题和重大疾病的救济问题都得到解决,受益面会变广,群众满足度会提高,也有助于将来新农合向全民医保过渡。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卫生经济专家也赞同陈少贤的看法。他指出,现在农民真正患了重病大病,从新农合得到的补偿还比较低。尽管现在绝大多数试点地区已经实施了二次补偿,但对于那些患疑难重症的农民,其经济负担依然难以缓解。原因很简单,新农合规定在乡镇卫生院就诊可以报50%~60%的费用,在县医院只可报30%~40%。但真正患了疑难重症的农民,必须转诊到城市大医院,但是到大医院诊治有两点无法让农民满足:一是报销比例更低甚至无法报销;二是对于疑难重症,使用新农合用药目录与诊疗目录中的药品来治疗时往往无法满足疾病的需求,因而导致费用更高,农民更加难以承担,而新农合的二次补偿也无法填补这个过大的资金缺口。
“目前,新农合已经实现了与农村医疗救助的密切结合,其成效十分明显,但是,医疗救助的理念与实施操作还有瓶颈待破。”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卫生经济与治理研究所所长王保真教授补充说,由于民政部门救济的治理不尽规范,救助的方式也未改变——依旧实施传统的定额救济,因此,真正患了疑难重症的农民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时,能够得到的医疗救济金额很少、比例也很低,对于疾病的诊治只能是杯水车薪。
此外,从医疗救助制度的治理与实施来看,由于民政部门从事医疗救助工作的人员有限,宣传的力度也欠缺,未能做到家喻户晓;同时,医疗救济申请的途径和手续也比较繁琐,更缺乏相应的立法或监督措施,使得医疗救助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的医疗救助属于兜底性的,仅能维持其最低标准,所以还需要社会大众、社区发扬爱心,需要舆论宣扬慈善,多方救助才能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农民。”王保真如是说。
理论实践有待深化
王保真向《医药经济报》记者表示:“假如仅仅就当前新农合制度的框架和实施方案等问题而言,似乎没有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但随着整个医疗保障实践的发展,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进展的加快,尤其是党的十七大非凡强调要重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民生问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新农合作为一项关系民生的医保制度,必然涉及基金的筹集、分配、治理、支付与保值、增值等环节,其自身的治理还需继续规范,实施方案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她坦言,新农合目前还存在不少有待理论研究和深化实践探索的问题。比如单一的合作医疗难以保障农民多样化的医疗需求,需要研究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障需求多元化趋势;新农合仍然面临着基金筹集的难题,制度的持续发展和基金的筹集问题也急需研究;制度支付范围“保大”和“报小”的两难境地问题;以及供方制约机制乏力,医疗费用控制难度大等,都是理论研究急需回答的问题。
但从新农合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王保真与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的观点一致,即新农合将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但是其中需要改进的问题还有不少。
胡善联表示,虽然趋势是肯定的,但首先要等新农合、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试点)、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障这三个系统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好深入。非凡是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才开始试点,本身的建立就得花3年时间,至少要等80%~100%城镇居民覆盖到医疗保险时,才来考虑一体化的问题。“由于要达到全民医保的目标还需比较长的时间,现在只能先保证制度覆盖,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要先把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再逐步使保障水平拉齐。”
王保真则提出,各个制度间筹资水平差异的缩小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筹资水平的差距直接影响到基金的治理;基金的治理方案、治理能力建设与治理信息平台的建设,以及数据资料的共享等,如何从现在的部门与制度间的分割运作,转换并融合为一体化运作。此外,不同的医保制度之间能否衔接,不同人群享有的不同医保待遇水平间的差距能否尽快缩小,都是推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王保真还提出,在农村,除了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外,还应建立疾病的预防保健制度,通过健康教育,宣传健康的行为方式等,引导农民养成自我保健、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降低患大病、重病的几率。
医疗救助亟待加强
从最新的数据可看出,各地不光是如期实行,而且超额完成了新农合的既定目标。不过,在成绩面前,专家们却显得很谨慎,他们看重的不光是这些数据,还有不少实际问题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治理系主任陈少贤教授认为,新农合的受益面还是偏小了些。他表示,新农合应向大病统筹、门诊报销和医疗救助形式相结合的方向前进。
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新农合筹集的资金也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地区可以在筹集的资金里划出一定比例专用于大病统筹,还有部分基金要用于常见病、多发病的费用报销。农民常见病的诊疗得到一定的报销,其参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也会提高。然而现在的大病统筹还不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许多地区的报销封顶线设在1万元,虽然有的已经把封顶提高到3万元,甚至到5万~6万元。但实际上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一个重病患者的花费可能需10万~20万元,尽管新农合最高可以报销5万~6万元,但患者的家庭还是难以承受不足部分的费用。因此在特大疾病方面,合作医疗的救助力度通常是不够的(大病统筹报销大多在30%以内)。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得有个医疗救助来保障参合农民。
陈少贤表示,医疗救助要拓宽资金的来源,如政府统筹合作医疗时可以适当抽出一小部分,又如由现在社会上各种慈善机构提供,或者还可以采用出售福利彩票等形式筹集经费。如此一来,基本医疗报销问题、住院报销问题和重大疾病的救济问题都得到解决,受益面会变广,群众满足度会提高,也有助于将来新农合向全民医保过渡。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卫生经济专家也赞同陈少贤的看法。他指出,现在农民真正患了重病大病,从新农合得到的补偿还比较低。尽管现在绝大多数试点地区已经实施了二次补偿,但对于那些患疑难重症的农民,其经济负担依然难以缓解。原因很简单,新农合规定在乡镇卫生院就诊可以报50%~60%的费用,在县医院只可报30%~40%。但真正患了疑难重症的农民,必须转诊到城市大医院,但是到大医院诊治有两点无法让农民满足:一是报销比例更低甚至无法报销;二是对于疑难重症,使用新农合用药目录与诊疗目录中的药品来治疗时往往无法满足疾病的需求,因而导致费用更高,农民更加难以承担,而新农合的二次补偿也无法填补这个过大的资金缺口。
“目前,新农合已经实现了与农村医疗救助的密切结合,其成效十分明显,但是,医疗救助的理念与实施操作还有瓶颈待破。”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卫生经济与治理研究所所长王保真教授补充说,由于民政部门救济的治理不尽规范,救助的方式也未改变——依旧实施传统的定额救济,因此,真正患了疑难重症的农民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时,能够得到的医疗救济金额很少、比例也很低,对于疾病的诊治只能是杯水车薪。
此外,从医疗救助制度的治理与实施来看,由于民政部门从事医疗救助工作的人员有限,宣传的力度也欠缺,未能做到家喻户晓;同时,医疗救济申请的途径和手续也比较繁琐,更缺乏相应的立法或监督措施,使得医疗救助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的医疗救助属于兜底性的,仅能维持其最低标准,所以还需要社会大众、社区发扬爱心,需要舆论宣扬慈善,多方救助才能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农民。”王保真如是说。
理论实践有待深化
王保真向《医药经济报》记者表示:“假如仅仅就当前新农合制度的框架和实施方案等问题而言,似乎没有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但随着整个医疗保障实践的发展,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进展的加快,尤其是党的十七大非凡强调要重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民生问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新农合作为一项关系民生的医保制度,必然涉及基金的筹集、分配、治理、支付与保值、增值等环节,其自身的治理还需继续规范,实施方案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她坦言,新农合目前还存在不少有待理论研究和深化实践探索的问题。比如单一的合作医疗难以保障农民多样化的医疗需求,需要研究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障需求多元化趋势;新农合仍然面临着基金筹集的难题,制度的持续发展和基金的筹集问题也急需研究;制度支付范围“保大”和“报小”的两难境地问题;以及供方制约机制乏力,医疗费用控制难度大等,都是理论研究急需回答的问题。
但从新农合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王保真与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的观点一致,即新农合将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但是其中需要改进的问题还有不少。
胡善联表示,虽然趋势是肯定的,但首先要等新农合、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试点)、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障这三个系统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好深入。非凡是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才开始试点,本身的建立就得花3年时间,至少要等80%~100%城镇居民覆盖到医疗保险时,才来考虑一体化的问题。“由于要达到全民医保的目标还需比较长的时间,现在只能先保证制度覆盖,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要先把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再逐步使保障水平拉齐。”
王保真则提出,各个制度间筹资水平差异的缩小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筹资水平的差距直接影响到基金的治理;基金的治理方案、治理能力建设与治理信息平台的建设,以及数据资料的共享等,如何从现在的部门与制度间的分割运作,转换并融合为一体化运作。此外,不同的医保制度之间能否衔接,不同人群享有的不同医保待遇水平间的差距能否尽快缩小,都是推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王保真还提出,在农村,除了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外,还应建立疾病的预防保健制度,通过健康教育,宣传健康的行为方式等,引导农民养成自我保健、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降低患大病、重病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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