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过去了，白求恩在人们记忆中是否依然清楚？白求恩是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怎么看白求恩的精神?他的言行对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启发？68年后，我们在白求恩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访这些问题。

　　今年11月12日，是白求恩大夫逝世68周年的日子。在纪念日前夕，一群来自白求恩故乡的医务人员——白求恩纪念协会志愿团，走入白求恩当年在晋察冀边区曾经工作、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寻访他的身影，缅怀他的事迹。

　　记忆中的白求恩

　　“你知道的白求恩，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白求恩仅在1938～1939年间的中国晋察冀根据地度过了短短18个月，但所到之处，老百姓至今口口相传，称赞和怀念这位医生。

　　在山西省五台县，年过80的赵大娘见过白求恩。那时她十几岁，和其他小孩一样对村子里来的一个外国人和那间不让随便进的屋子很好奇。他们跑到窗户底下，用手指蘸吐沫点破了窗上的白纸，看见里面那个外国人正给伤员做手术。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在白求恩逝世的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60多岁的老大娘虽然没有见过白求恩，但描述起来仿佛刚刚打过照面。她没有更多的词汇来表达，只是朴实地说：“是个好医生！”

　　在这里，白求恩临终的那间小屋被完好保留着。当年目送白求恩遗体担架远去的姜洪文老人，今天站在院子里依然很激动。他没有跟白求恩说过话，也说不出白求恩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记得，那时全村人都哭了。

　　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白求恩墓前，白求恩医学院的师生们每年11月12日都会来祭扫。这些背诵着《纪念白求恩》成长的一代代人，以他们的校名和职业而自豪：“无论是钻研医疗技术，还是培养高尚人格，白求恩永远都是我们医生的榜样。”

　　游黎清女士的父亲曾经跟随白求恩工作，讲起白求恩来她有说不完的话，她很自豪多年来有机会从父辈和其他革命后代那里，搜寻到有关白求恩的很多故事。她没有见过白求恩，但非常熟悉父辈对白求恩的敬佩与怀念。她发现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有一种超乎平常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劲儿。“我觉得白求恩肯定更是这样的。”

　　在当年的晋察冀，白求恩对同事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我们！”

　　阵地上的战士高喊冲锋口号：“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边！”

　　中国人记住了一个加拿大医生，对中国的八路军、老百姓、抗日战争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以至献出了生命。

　　但是，“为什么这个加拿大人会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呢？”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回答，或者没有想过。

　　加拿大人说白求恩

　　已退休的加拿大外科医生格兰特·斯特华特（GrantStewart），跟随加拿大白求恩纪念协会志愿团近日来到中国，在延安、五台县、唐县、石家庄等地访问白求恩曾经到过的地方。作为白求恩的校友和同行，他对白求恩在创伤外科领域开创性的成就早有所知，并且在来华之前阅读了关于白求恩和中国抗战的很多资料。尽管有备而来，但GrantStewart还是对中国人对他这个同胞的崇敬之情感到惊奇。

　　“白求恩确实很了不起。”在河北唐县，白求恩纪念馆陈玉恩馆长一路向他们介绍白求恩在晋察冀的18个月。白求恩夜以继日地辗转各个阵地抢救伤员、为群众看病，曾经连续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做手术，为了抢时间把手术台搬到离阵地只有5里的地方。不仅如此，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发动边区军民创立了一所模范医院，组建了战地巡回救护队，开了输血抢救伤员的先河，创办了我军第一所军医学校，编写了20多种教材，培养了一大批卫生干部和技术骨干。把个人和他做的事情放回到70年前抗日根据地的艰难环境中，才能真正理解白求恩生命中最后18个月对中国的价值。

　　中国人要想真正理解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白求恩，必须把眼光投到万里之外的加拿大去。格兰特医生说，1972年，白求恩被评为“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之一。在医学方面，白求恩来中国之前已经是北美有名的胸外科专家，当手术治疗肺结核还处于探讨阶段时，他率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开拓并完善了治疗方法。今天，他发明的一些手术器械（如肋骨剥离器）依然是北美胸外科医生的必备工具。

　　白求恩用创新的医疗方法攻克了肺结核，拯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但是，他发现肺结核病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疾病随着贫困“社会病”蔓延。成千上万的人患了肺结核因为没钱不到医院来，最需要治疗的穷人得不到医疗服务。痛苦中，他感到了手术刀面对疾病的无力。

　　1935年，白求恩前往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其余时间都用来在各地考察苏联的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白求恩开始研究全世界的医疗制度和公共卫生计划。随后，以白求恩为书记的加拿大医疗史上一个新组织——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成立了，宗旨是“使最需要医药的人们得到适当的照顾”。

　　1936年，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医学的经济问题讨论会。白求恩在会上发表了尖锐的言论：“根本没有私人健康那回事，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政府应该把保证人民健康看做是他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让我们把利润、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不单单讨论有趣的病例，而是更多讨论医业与国家的关系、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医务界必须向政府提出一个完整的为全体人民医疗的方案，实施以后，医务界无论发现自己处于什么地位，都必须接受。这种表面的牺牲，作为一件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圣坛上，其结果将使医务界像一只辉煌的凤凰由死灰中再生。”

　　格兰特医生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美，白求恩的这些设想被认为是激进的共产主义，受到很多同行的冷遇和排斥。但今天，我们正沿着他所设想的这条道路努力，让富人穷人都能看上病。医生应该能够为最需要他的穷人服务，所以白求恩重新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听加拿大人回顾1938年之前的白求恩，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熟悉，为什么白求恩会放弃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羡慕的生活——房子、汽车、高薪、名誉等等，来到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这不是个人英雄行为，而是一个医生对自身职业理想的思考和实践。那时，头顶医学光环的白求恩已经48岁了。看他从温哥华出发时的照片，还是一个衣着考究、品位精致的中年人，可在他牺牲后的遗像里，却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