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何以能兴邦？因为共抗灾难让国家民族更团结。

    汶川大地震以来，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既是民族内在精神的体现与近年来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成果，又是今后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契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样的契机，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再上新台阶。

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全民积极参与、干群等各类社会关系回暖、政府的开放透明与迅速反应，诸多现象表明，和谐社会赖以维系的阶层互信、公民社会发育以及现代行政理念，正在加速发展。

    （一）全民参与促进公民社会发育。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社会发展跟上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前进的步伐，必须加大社会建设力度，改善社会治理方式。传统社会建设模式简单地强调社会控制和政府单一地分配社会资源，而在公共管理时代的公民社会，除了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同样不可或缺。

    公众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重要表现之一是对公共事务的全民参与。近年来，公民参与选举、听证等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日益高涨，越来越多地在日常公共事务中实践民主。在此基础上，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将全民参与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第一，规模空前扩大，前后奔赴灾区的志愿者达到20多万人，全国各地参与救灾的志愿者超过1000万人。如此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不仅在中国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第二，与政治性、维权性的公共参与不同，这些志愿者从事的救助活动都是公益性的，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参与进来。公民意识在这里体现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第三，志愿者在参与过程中，互相支持和信赖，结成团队来实现救援目标，有效提升了公共参与的效率。

    “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的支持是一个启示。”一家西方主流媒体最近评论指出，“这是一种集体顿悟。”这种民族精神旗帜之下的公民意识觉醒，标志着我国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格局有望发生变化，中国的公民社会不断发育，将在政治格局中展现出越来越独立自主的态势。

    （二）干群关系、阶层关系回暖重建互信基础。

    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重组，阶层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迹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定程度上引发贫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少数高收入群体的浮华、骄横、为富不仁，加剧了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贫困阶层和困难群体对社会生活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埋下激化社会矛盾的隐患。与此同时，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权力致富、贪污腐败现象，引发社会公愤，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个别地方党群、干群关系疏远。

    构建和谐社会，在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汶川抗震救灾为阶层之间的握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人性光辉与生命价值面前，不同阶层都搁置身份、财富的差别，团结在一个战壕之中。在志愿者队伍中，有身价亿万的私营企业主，也有普普通通的农民；在全国哀悼日，各行各业的国人共同默哀、高呼“中国加油”；在支援灾区的捐款箱内，有老板们的大额支票，也有流浪乞讨人员的点滴收入。出于同样的感动，秉持同样的目的，他们由此以不同的身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这将是利益多元化时代不同阶层互相认同的良好契机。

    地震在瞬间夺走了万千生命和财产，也启发人们跳出俗世的成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一条广为流传的手机短信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大灾面前，顿感生命无价，亲情与友情的珍贵，权力和名利的卑微。”当人们从生命的原点来观察社会时，阶层的差异开始淡化，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愈发凸显。这样的人生态度，为阶层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搭建了桥梁。

    地震后干部、党员的卓越表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色，令国内外抱有成见的少数人耳目一新。8级地震也没有摧毁基层党组织，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幸存下来的各级干部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开展救援，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履行职责，失去了自己的近亲却无暇顾及。党员在危难时刻突出地体现了先进性，灾区基层党组织共组建“党员抢险队”、“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1.8万个，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成了勇于牺牲、光荣、英雄的代名词，5000多人受此感召，在救灾第一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各地党员还缴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达80多亿元。骤降的灾难是对干部、党员能否担负自身社会责任的考验，他们的表现经受住了考验，并在社会中树立了更加完整、良好的形象。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救灾过程中干群关系、阶层关系的回暖重建了彼此互信的基础。

    （三）开放、高效、制度化救灾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维护需要一个开放、高效、法治的现代政府。《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目前各级政府正处在职能转变和效能提升的关键时期。

    汶川抗震救灾是构建透明政府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地震后，官方迅即公布并不断更新伤亡情况，中央政府更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即公布了本次地震的预计死亡人数，国务院新闻办从震后第二天开始每天下午定时举办新闻发布会，并迅速组织包括境外记者在内的近80名记者赴灾区采访。透明救灾所展现出的良性效应为政府处理类似公共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