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一模式，劳动者从一地流动到另一地，即宣告流出地的社会保险关系结束，流入地的社会保险关系随着新的工作开始同时宣告建立。

“麻烦的是非纯粹现收现付模式的社会保险和非纯粹完全积累式的社会保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关系转续问题。”杨称，

而我国恰好是两种模式的“捏合”。加之财政体制背景，由此带来转续中“个人账户”“统筹部分”等是否转移的争论和地方利益博弈不断。

目前，我国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如个人缴费比例不一、保障水平不一。

因此，社保在全国范围形成有序的跨区、跨省转续成为制度性难题。

尽管上述发改委课题报告提交的解决方案看，是在“不动现有财政、社保体制”前提下，提出了具有操作性政策建议。但亦有专家提醒，复杂的现实情况，要使政策建议发挥作用，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体制改革。

“目前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地区比较少。”社保研究领域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对本报记者分析，尽管有关部门宣布已有17个省实现了“省级统筹”，但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比如没有实现省级统一对社保金“统收统支”，“最多是建立了省调剂基金，还是以市县为单位进行统筹的。”

而发改委课题组“分段计算”的方案是以实现省统筹为前提条件。

同时，郑秉文表示，中国社保制度和国情与欧盟不一样，欧盟经验的适用性还面临中国复杂的社保体系考验。

如欧洲没有账户资金，而中国的账户资金投资制度不统一，收益率不一致，各地账户比例也不一致，做实没做实的差异性很大(有的做实了，有的没做实)。所以，地区间转移也很困难。

“解决社保问题，出路在于进行彻底的体制重建和改革。”曾工作于国家体改办的社保专家、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高书生对记者分析。

目前我国各种社保制度是应对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设定的，通常是为了解决一个改革问题如国企改制、农民工等设立一套社保制度，未能从全盘意义上考虑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保体系。

“旧制度要关上大门，尚未覆盖的人群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高书生建议，并称关入旧体系的人也要给他们选择新制度的权力，如事业单位改革时面临的社保制度选择问题。

“中国社保制度建立，要避免再碎片化下去。”郑秉文指出，从欧洲社保接续的经验教训看，中国未来的制度走向应该是建立大一统的社保制度。(21世纪经济报道)